为何声名狼藉？
这是美国流行文化有史以来最糟糕的时代吗？
最近，《大西洋月刊》（The Atlantic）旗下撰稿人Spencer Kornhaber写了一篇文章来论述这个命题，引发了不少音乐行业从业者关注。
这位记者采访了美国知名音乐历史学者Ted Gioia，后者直言不讳地指出，当代文化创作已陷入创造力枯竭的困境，艺术与娱乐的整体质感正在肉眼可见地滑坡，其影响甚至辐射至一个国家的社会情绪与政治稳定。
尤其是音乐行业，愈来愈多的观察者质疑，音乐越来越不像一项艺术创作，更像一项由资本驱动的资产管理。甚至认为，大批私募公司的涌入，让经典曲库不断侵蚀新作品的曝光与流通空间，令音乐生态逐渐趋于封闭与保守。
那么，在收听人群愈加全球化、创作环境空前开放的背景下，这种“经典老歌压倒新音乐”的论调真的成立吗？私募公司是否真正搅乱了音乐行业的市场？
音乐行业的“衰落论”
近几年，音乐市场的“衰落叙事”已经成为美国顶级文学刊物中的敏感话题。
2023年，《纽约时报》一篇报道宣称，我们正处于自印刷术发明以来，文化上最缺乏创新、最缺乏变革、最缺乏开拓精神的世纪。
最近，数据分析公司YouGov的民意调查显示，美国人认为2020年代是一个世纪以来音乐、电影、时尚、电视和体育最糟糕的十年。《卫报》的一位艺术评论家更直言不讳地说 “前卫艺术已死”。
关于“文化衰退”的论调在西方文化界悄然升温，而Ted Gioia则凭借他的“音乐行业衰落论”成了某种意义上的知识网红。
早在2022年，Ted Gioia就通过Substack平台发表了一篇文章《旧音乐会扼杀新音乐吗？》，文中因批判当代文化吸引了大量热情的读者，该文后来也被《大西洋月刊》转载。
在文中，Ted Gioia举了一个颇具象征意味的案例，来反映当今“老歌回潮”的现象。他看到一位年轻人哼唱着英国摇滚The Police在1979年发布的《Message in a Bottle》，于是感叹自己年少时聆听父母的黑胶唱片，那些旋律只属于家庭记忆与个人情感，播放的次数无人统计，也无须计算。但在当今时代，每一次Spotify上的点击都被记录、被计价，最终转化为资本市场上的金融收益。
在上面提到的Ted Gioia和Spencer Kornhaber的深度对话中，二人都发表了对当下艺术行业（尤其是音乐）较为悲观的论点。他们认为，我们如今似乎陷入了一个内容极大丰富，却创意空心化的时代悖论。
Kornhaber谈及自己在2011年左右入行时，Spotify刚在美国落地，Netflix也推出了第一部原创剧集，人们对数字化、对融合艺术充满希望。摇滚乐的黄金年代虽已远去，但流行、电子与嘻哈的交汇带来了新的活力，一切欣欣向荣。
然而，时间来到2020年代，技术的进展并未带来想象中的繁荣。相反，TikTok的碎片化传播、疫情对现场文化的打击、人工智能对内容创作的冲击，让艺术与文化似乎陷入一种“自动驾驶”般的程式化，既没有终点，也不知方向。
音乐行业成为断层最明显的领域。2024 年，新专辑仅占美国专辑消费的四分之一多一点。每年，在线流媒体播放的专辑中，越来越大比例的是至少发行了18个月的老歌。
很多音乐人也对现状发出了相似的不满。他们认为，如今的音乐产业本质上是一台掠夺性的商业机器，艺术家不过是“内容工人”——每播放一次，只能获得几分之一的报酬，唯一的生存方式是尽可能快且廉价地制造可消费的声音。
美国独立音乐人Jaime Brooks曾坦言，她的吉他与麦克风早已封箱积尘，未来已无期待。当被问及她对音乐未来的看法时，她只用了一个词：“残骸”。
老歌主导审美，资本主导分发，算法主导喜好，一场有关“衰落”的叙事几乎是无可避免的。这种叙事最常见的外壳，便是“老歌挤压新歌”的论调，经典曲库侵占了原属于新创作的注意力资源，流量与金钱向已有经典集中，而非冒险下注。
在音乐行业“衰落论”愈发高涨的语境中，私募公司似乎成为了观察者们频频点名批评的“万恶之源。”
私募公司为何声名狼藉？
Ted Gioia开玩笑说：“如果巴赫今天还活着，他可能会花几个星期试图打入洛杉矶音乐圈，最后沮丧地去做对冲基金经理。”
近几年，私募股权公司确实在音乐产业名声不太好。
根据Pitchbook数据，目前全球娱乐产业涵盖逾3.5万家公司和近1.6万位投资者，累计交易超过2.6万笔。随着流媒体平台的迅猛发展，音乐版权作为一种可持续变现的资产类别，正成为资本竞相追逐的标的。
音乐版权的长期收益潜力毋庸置疑。标志性曲目在全球范围内被不断重播、许可授权，使其具备跨越年代的现金流能力，成为理想的投资对象。
然而，当资本进入的逻辑更多服从于短期回报周期，内容产业的长期性与文化属性便很容易被削弱甚至牺牲。例如2019年，美国版权管理公司Primary Wave收购了惠特尼·休斯顿音乐版权的50%，并集中资源推广旧曲，引发了“老歌挤压新歌”的争议。
用Ted Gioia的话说，这些大投资者不仅让老歌主导市场，唱片公司对老歌的执念，也在损害当下音乐的质量与流媒体平台上的新歌份额。他甚至在2022年颇为严苛地在文章中吐槽：“唱片公司没有在研发上投入任何资金来重振他们的业务，而其他行业都依赖创新来推动增长与激发消费者兴趣。”
另一方面，私募公司在进入文化产业时，往往沿袭其传统的财务投资逻辑，以高杠杆收购目标公司，随后通过资产重组、成本压缩乃至裁员等方式，迅速提高财务报表上的盈利能力，最终实现高溢价退出。只不过，在音乐行业这一高度依赖创意、生态与时间沉淀的领域，这套方法论未必奏效，甚至适得其反。
去年，《纽约时报》也发文，声称“私募股权正在摧毁音乐生态系统，常常给公司加上沉重的债务。”
类似的论调中，两大反面案例常被观察者引用，以证私募资本对行业的“破坏性改造”。
其一是美国音频巨头 iHeartMedia（前身为Clear Channel Communications）。2008 年，该公司被私募股权公司 Bain Capital 和 Thomas H. Lee Partners 以高达240亿美元的价格私有化，交易主要依赖债务融资。然而，由于传统广播业务的日渐衰弱，叠加高额利息负担，最终致使iHeart于2018年不得不申请破产保护。十年沉浮，昔日广播帝国被金融杠杆压垮。
其二是英国老牌唱片公司EMI Music。2007年，私募基金Terra Firma高价收购EMI，同样靠大笔借贷支撑交易，却忽视了对音乐行业运行机制的理解。在管理层经验缺乏、市场震荡等多重因素下，EMI陷入资金困局。2011年，其最大债权人花旗银行将其接管，次年分拆出售给环球音乐与索尼音乐。至此，曾拥有披头士与皇后乐队版权的唱片巨头就此解体。
这么看来，私募公司似乎是音乐产业衰落叙事的核心反派之一。
如Ted Gioia所言，音乐正在从一门艺术逐渐沦为一门版权管理的生意。私募公司和唱片巨头的目标，并非推动音乐创新，而是通过不断重复播放老歌来最大化版权收益。
老歌挤压新歌，都怪私募公司？
然而，将复杂多维的文化现象，归结为资本力量的单因果逻辑，未免过于粗暴。
实际上，经典歌曲重返主流视野的现象，远早于私募公司大规模涉足音乐版权市场。
比如，1990年，电影《人鬼情未了》就让Everly Brothers在1965年发行的《Unchained Melody》重新登上榜单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许多如今被奉为永恒经典的作品，在初次发行时并未大红大紫。比如，Joni Mitchell的《Big Yellow Taxi》在1970年也仅排名公告牌百强第67位，甚至1975年重发也只升至第24位。
老歌回潮并不一定意味着对新歌的直接挤压，关键在于，这种“旧作复兴”已不再是偶发的怀旧浪潮，而逐渐显现为一种持续性的市场演变。
事实上，早在流媒体出现之前，经典作品已被视为一种稳定的版权收入来源。尤其自2006年美国国税局将版权转让所得认定为资本收益后，较低的税率使得越来越多创作者愿意出售其版权资产。
而流媒体的普及，则进一步稳定了音乐收入的现金流，对风险规避型的投资者具有天然吸引力。
早在2017年，BuzzAngle（现为Alpha Data）的统计数据便已透露出端倪，当年发行不满两个月的单曲，仅占整体消费的9.6%；而发行时间在两个月至18个月之间的作品占比26.6%；1年半至3年之间为12.5%；而发行超过三年的曲库作品，消费占比竟高达51.2%。
如今这一趋势愈加显著。
根据Luminate数据，2020 年，Catalog Music（曲库音乐，发行超18个月的歌曲）在流媒体点播中占比达 66.4%；2021年，这一比例上升至74.5%。进一步细化数据，仅2021年下半年，曲库音乐的市场份额便跃升至 82.1%，留给Current Music（发行未满18个月作品）的空间已不足五分之一；据Luminate最新数据，2024 年，Catalog Music在流媒体点播中的占比仍高达73.3%，进一步巩固其主导地位。
可以看到，老歌的复兴已超越“怀旧”本身，成为消费行为中可量化、可预期的长期结构，老歌似乎正在从文化存量稳步演化为数字时代的主导增量。
然而，资本的介入也不意味着对新音乐的打压。
根据Luminate 报告，2024年所有流媒体点播中，60至80年代音乐的占比仅为5.7%，也就是说，每19次播放中，仅有1次来自所谓的“黄金年代”。美国按需播放音频中有近一半（49.6%）来自2020年代发行的歌曲，大约90%的播放量来自本世纪发行的作品。
因此，“老歌挤压新歌”的观点，实际上是对曲库音乐（catalog music）的一种误解。
曲库音乐（Catalog Music）常被误解为特指老歌，尤其是60至80年代的经典作品。但事实上，它指的是任何发行已超过18个月的音乐作品。许多人仍将曲库音乐与经典老歌划等号，比如AC/DC、老鹰乐队，以及那些在CD时代主导市场的60年代和70年代乐队，这是个过时的认知。
Billboard早在2022年就指出，浅层曲库（Shallow Catalog）即过去五到十年发行的歌曲，且艺人仍活跃的作品，才是流媒体时代曲库消费的主力。而传统意义上的老歌（即10年以上的音乐），则被归类为深层曲库（Deep Catalog）。这一认知的偏差，显然混淆了听众对“曲库”的技术划分。
观察者看到私募交易的金额如此巨大，就得出“老歌正在挤压新音乐”的结论，这种逻辑显然站不住脚。就流媒体播放量而言，Drake的热度不仅超过披头士，甚至比整个60年代、70年代和50年代的音乐加起来还要高。
另一方面，“老歌挤压新歌”的观点，隐含一个假设，音乐产业是一个总量固定、此消彼长的零和游戏，但现实恰恰相反。音乐内容的消费呈现出明显的扩容趋势，而非替代性竞争。
从演唱会市场来看，2024年《Billboard》全球巡演收入排行榜中，Zach Bryan、Bad Bunny、Olivia Rodrigo等“私募时代”之后崛起的艺人纷纷跻身前列。他们的成功不仅未被老牌艺人的版权交易所限制，反而借助流媒体与社交平台更快触达全球观众，建立自己的受众生态。
同时，音乐价值的增长也并非基于存量资源的重新分配，而是源于消费结构的扩展。Citrin Cooperman研究指出，疫情期间，中老年群体开始大规模转向流媒体平台，导致80年代音乐消费显著上升。这种增长是新增用户需求驱动的自然结果，而非对新音乐的侵蚀。
重要的是，今天的音乐传播逻辑，已不再依赖排行榜、唱片电台或 MTV 那类“权威”。算法与社交网络决定了什么能被听见，而旧歌凭借强烈的情绪锚点和集体记忆，更容易获得平台青睐，形成反复“刷榜”的现象，比如节日循环热播的圣诞歌，或每年秋天回潮的《Sweater Weather》。
这一现象，也并不意味着新音乐失去了活力。
事实上，无论是老歌新歌，都可能在短期内迅速蹿红，但大多数可能依赖长期积累与慢热传播，最终赢得广泛关注。因此，当我们讨论“流行”的标准时，不能仅依赖于初期的热度曲线，还应关注作品在时间轴上的持续生命与文化沉淀。
音乐史不是一条线性进化的单行道，经典与当下可以并行不悖，不必神话“黄金时代”，也不必妖魔化资本。真正值得追问的，是我们如何在技术更迭与趣味多元的当下，重新理解“流行”的含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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